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投下哪些“重磅炸弹”改变

时间:2017-12-25 13:53 来源:网络整理

这就是1978年,冰河解冻,大地回暖。

然而乍暖还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质。在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心头,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: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,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,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“反革命事件”,“两个凡是”的阴霾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……

依然是这一年的春天,2月26日至3月5日,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。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。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,并提出了“新时期”的总任务:要建设120个大项目,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、九大有色金属基地、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。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,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。他边哭边说:“这是洋跃进啊,国民经济要崩溃了,国家还不思改革!”

这个洋跃进,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。薛暮桥斟酌再三,提笔给中央写信。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,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“左”倾错误,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。

这一年的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的一篇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文章,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,并泾渭分明地划出“凡是派”和“实践派”两大阵营。这一大讨论,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,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。

于光远:我不清楚是何时、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,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

1978年11月5日,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。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。此次出行的第六天,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,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。正是在那次会见中,邓小平明确表示,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,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。

而就在同一时刻,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,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。今天,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,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,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。

此时,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,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,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。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,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。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,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。

多年以后,于光远回忆说,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,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,“是何时、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;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;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,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,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”。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。

至此,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: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中国政坛“左”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。“两个凡是”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。

1977年2月7日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以“学好文件抓住纲”为题发表社论,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“两个凡是”,即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维护,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

1977年3月10日,中央工作会议召开。会议议题是,总结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的工作,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。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,指示写作班子要把“两个凡是”的意见加进去。

在那次会上,当提到“天安门事件”时,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“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”。对邓小平的复出,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。因为无论怎样,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,华国锋强调:“有两个敏感问题: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,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,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。”

对此,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。指出:为“天安门事件”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面临的两件大事。邓小平同志与“天安门事件”是无关的。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,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,是完全正确、完全必要的,我完全拥护。

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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